岛 君 说
提起温州人，首先会令人想到的就是有商业头脑，会做生意。
温州人做生意的精神更是被总结为“温州人精神”，即白手起家、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;不等不靠、依靠自己的自主精神;闯荡天下、四海为家的开拓精神;敢于创新、善于创新的创造精神。
不得不叹服的是温州人的吃苦耐劳以及经商头脑。
今天要讲述的就是一个关于温州往事的故事，这个故事中以温州人陈光为线索，以1920年那个时代为大背景，叙述了陈家三代人家族兴衰史的时代悲歌。
像陈家三代一样的，还有成千上万的温州商人：发迹于商品匮乏下的制造业，弄潮于城镇化催生的房地产、缺席了科技浪潮的互联网，迷失在荒诞的p圈和b圈。
2015年，温州模式三十周年再次引起了舆论的广泛讨论。纵观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，善于捕捉政策机遇的温州，成为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。
作 者：董指导
图 片：视觉中国
来 源：饭统戴老板
1920年初夏的黎明，一阵阵轮船的汽笛声，划破了瓯江水面上的宁静。在这条贯穿浙江南部的大河上，停泊着一条甲板上挤满人群的客轮，它的出发地是温州，目的地是日本。
瘦小的温州永嘉人陈光，也挤在甲板上的人群里，吃力地向给他送行的伯父和堂兄们挥着手。这是陈光出生十几年来第一次出远门，他望着逐渐远去的故乡和亲人，脑海中浮现出“劝郎莫作漂洋贾，海上风浪不可当”的老话，眼角逐渐湿润起来。
陈光的家乡温州，是一个三面青山，一面朝海的城市。相传东晋时期，能“撒豆成兵”的郭璞来到这片土地上，亲自设计了一个沿“松台、海坛、郭公”等七山而建的城市，称之为“城绕其巅，寇不入斗，则安逸可以长保。”
然而，这座美丽的沿海城市，并没有世人想象的那样富饶。
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的温州，耕地资源严重不足，人均面积仅为全国的1/4，出现了“平阳讨饭、永嘉逃难”的落后局面。陈光自幼父母双亡，寄养在大伯家里，家族十几口人，仅有二亩山田和百株番薯藤园，起早贪黑，仍不能温饱。
温州农村的茅草屋，1985年，《温州晚报》
而一海之隔的日本，在明治维新之后，经济快速发展，在1918年又实行了对中国人入境免签的政策，因此，一批又一批的温州人，开始挤上的轮船，前往陌生的日本。只有十几岁的陈光，也加入了东渡谋生的人群。
日本并不欢迎中国劳工，而且免签政策规定，入境者必须携带30日元以上旅费或等值商品，因此陈光这些劳工只能伪装成卖雨伞帽子的小商贩入境，还要遭受被称为“包客”的蛇头中介们的盘剥，但为了逃离瘠薄的土地，改变贫穷的命运，这一切似乎都值得。
抵达日本后，在同船老乡的带领下，陈光很快找到了同在日本的表叔和几十位同乡，这是温州封闭环境形成的特点：重视宗室之亲和同乡之情。在一个破旧的厂房里，表叔和几十个温州老乡搭出了一个简陋的落脚之地，陈光安顿下来之后，便跟随大家外出工作，大部分是挑煤挖土的体力活。
日本企业喜欢用华工，干活时间久，工资却比本土工人低30%，但对于陈光们而言，这一天工资已经可以抵上国内半月以上的收入。因此，尽管日本从1899年就开始实施排斥华工的政策，但华工人数依然稳步上升，在1922年达到了17000人，其中近5000人来自浙江温州和台州等地区。
然而，1923年关东地区的一场地震，给这些劳工们带来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厄运。
当年地震为里氏8.1级，东京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，造成44万栋房屋烧毁，14万人死亡。日本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极为不满，军部好战分子伺机推翻内阁掌控了政府。为稳定民心，日本军部大肆制造谣言，称中国劳工得罪了天神，导致日本列岛下面一条鲇鱼翻身才引发了这次灾难。
民众的怒火迅速转移，手持刀棒的学生、浪人、军警，四处寻找中国劳工，最终近700名中国劳工被惨杀，其中90%为温州人。陈光住的那座破旧厂房，也在一天深夜遭到了数百名日本浪人的围攻。自小机警的陈光，躲在了厂房的地下货窖里，才逃过一劫，而他的表叔和另外十五位同乡，全部在当晚遇害。
有幸逃脱的陈光，却没有回到温州，而是跟着幸存下来的同乡一起，途经厦门、新加坡、马赛等地，在1923年底来到了法国巴黎，继续打工谋生，而一待就是三十五年。这期间，洗盘子、扛袋子、拉车子、卖皮夹子，被警察关押、被打掉门牙，甚至被狼犬追咬。对陈光而言，浪漫的巴黎，并不比凶恶的东洋更温柔。
1958年，被誉为“现代新闻摄影之父”的法国摄影师亨利·布勒松来到中国，用35毫米相机记录了这一特殊时期。照片随即在法国华人圈里引起了强烈反响。陈光在法国的积蓄并不多，但他时刻惦记着国内的穷亲戚们。于是，他准备了一些钱和一封信，托人从法国，途径香港，带回了温州。
红色中国，henri cartier-bresson
1958年 ，life杂志
在给伯父和堂兄弟们的这封信中，陈光讲述了自己离开家乡的无奈、逃离日本的凶险、寄居法国的辛酸，并在结尾嘱咐道：“人一定要拼，哪怕生为草绳，也要做绑螃蟹的那根。”
常年的劳苦导致陈光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不舍得花钱住院的他，在1960年孤身辞世。在离开这个世界时，陈光并不知道，他给亲戚们寄的钱，在那个计划管控的年代，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；而那封信，却给伯父一家造成了无尽的麻烦。
他更没预料到的是，在接下去的几十年里，那片他魂牵梦萦的土地，会以一种无比惊人的强势，登上中国经济舞台。
就在陈光往老家寄信的1958年，他的堂弟陈明正经历着人生的第一次风波。
两年前，号称“永嘉三杰”的温州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，在燎原农业合作社试点“包产到户”，这一政策大受农民欢迎，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。于是，1957年李云河在《浙江日报》上发表了调查报告《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》，成为全国第一篇公开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。
已经做到乡党委书记的陈明，对包产到户政策非常赞成，更是在辖区内积极推进。陈明小时候虽然贫穷，但是也很爱读书，而对于本土的“永嘉学派”更是颇为推崇。因此，他常常鼓励自己的儿子陈谢国用功读书，以开启老陈家的仕途之路，发扬“经世致用”的传统理念。
然而，一张针对李云河和包产到户的大字报，很快将众人的热情浇灭：“自己讨个老婆姓包，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、包、包”。《人民日报》也旗帜鲜明地点名温州方案，“犯了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”。于是，李云河在干部会议上被划为右派分子，陈明也被免职，成为了批斗对象。
李云河的倒台给刚起步的温州经济带来了重创，而这只是国家工作重心从经济调整到其他领域的一个开始。1966年，陈光从法国寄回来的那封信，被前来抄家的群众搜了出来，成为了右派陈明一家“通敌叛国”的证据，将其拖入了无底深渊，已经在县城单位上班的陈谢国，被押回农村劳动改造。
三年后，陈明离开了人世，陈谢国也彻底陷入了对人生前途的迷茫之中。在农村劳动的那些日子里，叔父陈光的经历和草绳的比喻，总会给他一些勇气和耐心，直到1977年，终于有一股暖风，让他重新兴奋起来。
1976年，国家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动荡，第二年，邓小平恢复了高考，成千上万学子奔走相告，而温州金乡镇的群众们，更是群情振奋。金乡是商标的生产基地，早在明朝就有产品远销东南亚。恢复高考后，金乡人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：这么多大学要招生，肯定缺少足够的校徽。
金乡商标，1992年，《温州晚报》
于是，只有8万人的金乡镇，涌现了700多家商标厂。宣传资料通过“三分钱”的邮票送往各地，产品则被跑断腿的供销员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往各大高校。当年金乡镇的校徽销售收入达到了100万元，销量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。
没钱办厂的陈谢国，也加入了供销大军，当他身上别满了各式校徽，在各个大学的办公室里进行推销时，仿佛挂着功勋的战斗英雄。
次年三中全会召开并确定了改革方针，一些省市还在疑惑如何推进的时候，尝到甜头的温州人已经热情迸发。而此时的中国也处于物资奇缺的时代，螺丝、纽扣、线圈等小日用品也供不应求。于是，“针头线脑”的温州人，全家出动，在家庭作坊里将一批批小产品生产出来，然后被千军万马般的供销体系推向全国。
小商品的“流通差”成为了温州人的第一座金矿。温州民间出现了这批潮流的代表人物：“八大王”，即：五金大王胡金林、矿灯大王程步青、螺丝大王刘大源、合同大王李方平、旧货大王王迈仟、目录大王叶建华、线圈大王郑祥青、电器大王郑元忠。
八大王成为领域的带头人，开工厂、招工人、或买轿车、或盖洋房，财富效应激发着更多的人丢田弃船，倒货开厂。
陈谢国利用早年叔父的海外资源，接到了世界杯纪念章的订单，准备自己办厂大干一场。不少法国华侨纷纷联系到他，即使不回国也希望向他汇款做股东，充分展现了温州人的信用文化。
然而，晴天霹雳突然来袭。1982年，中央开始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，温州八大王被树立为“投机倒把”的反面典型，相继被捕判刑。其他个体户也逃的逃、抓的抓，七零八落，陈谢国也停掉了工厂建设。这段时间，温州工业增速从1980年的31.5%，陡然下滑至1982年的-1.7%。
幸运的是，“打击”的初衷并不是针对私营经济，而是那些“不过一两年时间，就有相当多的被腐蚀了的干部”。随后，邓小平对安徽“傻瓜瓜子”也作出批示，“就那么几个人，搞资本主义再把他拉回来就是，让人家搞一搞有什么可怕的。”这为私营经济打了气。
因此，在八大王被抓的年底，陈谢国和其他1200多位“资产主义尾巴”，被邀请到温州市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。陈谢国觉得这是再清楚不过的“鸿门宴”，他和几个朋友打招呼告别，还特意让家人准备了住“号子”用的脸盆和被服。
出乎意料的是，当天他不仅与市委书记袁芳烈“平起平坐”，还被邀请上台做了发言。会议结束后，陈谢国找到袁书记，希望把领导“讲话稿”带一本回去当证据：“这下真的给我们壮了胆，定了心，可以放开手脚去干了”。
政策的暖风频频吹来。1984年八大王相继平反出狱，1985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，盛赞“小商品，大市场”的温州模式，《解放日报》也刊登了“家庭工业看浙南”的头版文章。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，更加释放了政府对经济改革的决心。而这期间，温州人的商业荷尔蒙彻底激活。
《解放日报》，1985年5月12日
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，消费者缺商品，生产者缺资金。而敢闯敢拼的温州人，在发达的民间信用体系支撑下，如鱼得水：发现机会、亲友集资、加足杠杆、快速复制、垄断行业。小小的温州，产生了永嘉桥头纽扣市场、乐清柳市五金电器市场、乐清虹桥综合农贸市场等十大专业市场，享誉中国。而这背后是几千个生产基地、十万个家庭作坊。
在得到时任副总理的万里批示“大胆试验，中央支持”后，1986年温州被国务院列为试验区，温州人“勇于突破、敢为人先”的特点也在这一时期展现得淋漓尽致，比如：
农民手里有钱却没有城镇户口，进不了城，于是就集资建了中国农民第一城：龙港；从外地回温州没有航班，就包飞机，开辟航线，成立了中国首家私营包机公司：苍南县天龙包机业务公司，吉祥航空（均瑶集团）的前身；
国有银行贷款难度大，流程长，于是就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挂牌的金融机构：方兴钱庄（开业第二天就被国有银行抗议，被迫转入地下），和第一家民间股份银行：鹿城城市信用社；而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成功改制为温州南方啤酒有限公司，更被称为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示范章程。
尽管出现了以“杭州武林门焚烧温州皮鞋”为代表的产品质量信用危机，但也不能阻挡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大风中，顺势飞奔的温州人。温州gdp从1978年的13亿，飞速发展到2000年的822亿元，位居浙江省第三。这一阶段在电视剧《温州一家人》中得到了良好的诠释，也吸引了英国bbc前来拍摄了纪录片《通往财富之路》。
陈谢国的事业，也从三五人的小作坊开始，不断壮大。凌晨两点工人下班后，陈谢国躺在车间的地铺上，看着身边的机器，想着陈家经历坎坷的那些先辈们，不禁感慨：时代真的不一样了，真好。
时代可以成就一代人，也可以毁灭一代人。在进入到2000年之后，留给陈谢国这些实业老板们的好日子，并不多了。
1995年，陈谢国的工厂已经达到了1500人的规模，前辈的海外关系、产品的高性价比，为公司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海外订单。货车在路边排成一列，司机在车厢里吃睡。产品刚下装配线，就立刻打包发货。连年出口创汇在2000多万元以上。当地政府非常高兴，于是，工厂门前的路也改为了谢国路。
然而，到了2002年，陈谢国的工厂，在利润连续三年下降后，出现了首次亏损。
邓公南巡的十年后，中国经济快速发展，已经不再是物�...